杏彩体育官网入口:鲁西南村庄的四个龙年:转眼故园已成乡愁
准确地说,这是一个物理上已经消失的自然村,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李田楼镇单庄。但是在户口簿页上,它仍是一个绝对存在的地名,用来标记一个人的出身。只不过,从2010年后,它已完全实现城镇化,原村旧址成为农田,人口都已搬到镇中心的新村。
今年73岁的张孝武,在1977年到1995年担任村干部。在他眼里,半个世纪来,两三百口人、六七百亩地的单庄,始终没有太突出的产业,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黄淮海平原村庄。但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,村里人勤奋实干,在城市里开拓进取、寻找机会,也都在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今年73岁的赵惟龙,家里藏有一个蓝帆布包,有一米长、半米宽,能装下三床厚被子。1988年,龙年元宵节后,从未离开过单县的赵惟龙,扛着布包,带着本家亲戚送的五包方便面,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,去沈阳了。
已经36岁的他,从未坐过火车。他一路坐在火车硬座上,把包搂在怀里,在车厢里不敢说一句话。邻座是个“话匣子”东北小伙儿,一直问他,大哥,你去哪儿。他闭口不答。
“话多的,总觉得多半不是好人。”到沈阳后,他通过长途电话讲述他第一次坐火车的奇遇。不识字的妻子,再三叮嘱他,在外面要老实,千万不要多说话。
他来到沈阳后,第一次见到超过四层楼的建筑。在洋气的沈阳火车站门口坐了一夜,等堂兄来接他。比他大四岁的同村堂兄,上世纪70年代末,就在沈阳打工,之后留在沈阳工作。在家乡人看来,他是那种“在外头混得最好的人”。
堂兄骑着“倒骑驴”来到火车站找他。“倒骑驴”是一种车厢在前、骑车人在后的三轮车。赵惟龙睁大了眼睛,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车。因为在家乡,哪怕村,也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而已。
赵惟龙在堂兄安排下,成为凭力气吃饭的废品收购户。他专门收购窗户和门,城市高楼住户需要更换门窗,他拿着锤子、钳子,帮人拆下来。他第一次爬上十层楼换窗户的时候,往下看,感觉头晕目眩,差点把锤子掉下去。
在他的家乡,方圆百里是沃野平原。在去沈阳之前,他爬过最高的地方,是四米高的杨树。那年他十来岁,坐在树枝上看戏。他觉得,自己一览众山小。
戏文里唱道:“恼恨张闿杀曹嵩,曹操悲怨起雄兵……明公为报尊父之仇,你以大军兵临徐州,然陶谦乃仁人之君……”
家乡有个地方,叫“曹马”。据史载,那是曹操当年征战徐州时,在单县屯战马的地方。他小学的时候,老师就告诉他,山东是古代青州,天下九州之一,而鲁南是中原粮仓,雄主们的屯兵粮草之地。
1988年,他独自哼着戏曲,骑着“倒骑驴”走遍了沈阳老城区。后来,他终于敢去饭店点菜了。有时候,他也会像本地工人那样,大大咧咧地坐在长凳上,张口找老板要啤酒起子。
1989年春节,他坐火车回家,包里塞了五千块钱。回乡后,他在村西头盖了三间大瓦房,是村里比较气派的建筑,他也成了村里人说的“在外头混的人”。
此后,村里陆续有十来个年轻人去沈阳做力工、收废品,有的人自己当老板、做生意。这让家乡人争先恐后去东北“淘金”。对单庄人来说,他们在城里辛勤工作,不仅吃饱了饭,还成为第一代城市移民,买房买车,在城市里繁衍后代。他们中不少人成为那个年代颇为光鲜的“万元户”。
转眼又是一个龙年。2000年春节的年夜饭,张孝武家的餐桌上首次出现了甜糯玉米粥和玉米面做的豆包。
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单庄,人口在1987年是217人,2000年前后增长到300人左右,基本农田是600余亩。张孝武说,在上世纪80年代初,村里农田都是集体种植,主要作物是高粱、大豆、花生。
张孝武说,在“吃大锅饭”时期,很多人没有种地积极性,一年到头,大家总是饿着肚子。1984年后,耕地承包到个人手中,人们开始想尽办法种效益高的粮食作物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村里出了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年轻人,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。人们发现,亩产上千斤的玉米,更适合本地种植,而且好吃又有收益。
每年春节前几天,单庄地里的冬小麦就会返青。一望无垠的麦田呈嫩绿色,到初夏,小麦结成穗,被农民收割掉化为麦粒,随即种下夏玉米。到中秋节,甜糯清香的玉米穗长出来,人们收完玉米,将玉米粒铺在门前的路上晾晒。邻间小巷,是玉米的清香。
1996年,16岁的赵雨芝跟着本家亲戚去了广州打工,在白云区的市场摆摊位卖鞋。2000年,我国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是2253元。在当年春节,她给了父母1000元。
上世纪90年代末,村里一些年轻人去广东、温州打工,等他们再回到家乡,和之前判若两人。村里是一条土路,留守在村里种地的人,总穿着土布衣服,小孩们穿的蓝白相间校服,总是脏兮兮的。而这些从南方回村的年轻人,烫染着头发,一身名牌衣服,在村里人看来,“比电视上的明星还美”。
“农民要有出路,还是要去外头。”张孝武所说的“外头”,指的是商业发达的大城市。他直到现在仍认为,单庄人观念还是太保守,不像邻近村庄,在外头做生意的多。他说,“人总恋家,怎么富得了?”
在1969年,张孝武参军入伍,当时整个行政村只有4个年轻人符合参军的要求。他年轻时身高1.73米,在农村算是高个儿。
他在一带站了六年岗。1975年退役后,回乡成为当时的大队党支部。他说,当时邻县一个年轻人和他一起入伍,但因为恋家、吃不惯米饭,只当了半年兵,就回乡种地去了。张孝武经常给村里年轻人举这个例子。他说,“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,在外头怎么待得了?”
鲁西南向来是山东的欠发达地区,思想保守。但在21世纪初的单庄,当一群打工返乡的年轻人,穿着“奇装异服”,哼着港台歌,走在玉米地边的土路上时,没人认为这有什么不雅。骨子里谦卑的村里人觉得,在外头的人总比里面人见世面。
如果没有整体性搬迁,2012年春节后,村里会有很多自建楼房出现。2006年,农业税废除后,农村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希望,包地的人、做农贸生意的人、售卖农机设备的人,都攒够了一些自建楼房的钱。但在2010年3月,当地乡镇政府开始实施一项涵盖9个村庄的整体搬迁计划。
单庄人口少,但村域面积大,几乎每户人家周边都栽有树林或竹林。赵鲁冶家附近也有一片树林,里面有两个人合臂才能抱得起来的杨树,还有猫头鹰天天立在枝头上叫的老柏树。树林下面,是一条小渠,水里有野生的莲花、草鱼。
村东头有一排窗棂明亮、黑瓦严密的旧式传统平房,是有一百年历史的村办学校。张孝武曾在这里上过初中,当时学堂附近有片小竹林,鸟声悦耳。孩子们在室内背课文,往外一瞅就是翠绿的林子,感到读书更有趣味了。
等到赵鲁冶上学的时候,老学堂已不再招生,小村庄的学校和大村庄的学校合并。村里的老房子成为孩子们躲猫猫、跳房子的场所。
赵鲁冶小时候没有电子设备可玩,但村里的花花草草、河流树林是他的玩具。打完春后,柳树杨树都吐出了嫩芽,林间的小渠积雪融化,成为涓涓溪流。初夏,放羊的孩子开始把羊群赶到草地上。人躺在柔软的草地上,看着天空,一躺一个夏天。
但搬迁到新村,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,所有村民都住上了楼房。新村是由一栋栋二层小楼组成的,每户人家都至少占一栋,里面有个20平方米的小院。房屋建筑面积从80平方米到130平方米不等。
对年轻人来说,搬迁留下了许多乡愁。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,村里人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,大多在城市里买房。每个春节,他们从城里的楼房驱车来到新村的楼房后,也会怀念起老家原始村落的平房来。
每到过年,村里的人就比平时多很多。鲁A,鲁B,辽A,豫A,沪C,苏E,粤B……张孝武发现,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汽车。
除夕夜,常年留守在村里的老年人打开电视看春晚。常年在城市里学习、就业的年轻人,则走街串巷,喝酒聊天。赵鲁冶发现,单庄搬迁到新村的十年来,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已经融入了城市。
从高中毕业开始,赵鲁冶一年中就只有在春节假期才能见到儿时玩伴。大家都在城市里定居,多是在企业里上班,做生意的极少。村里留守的多是60岁以上的人。
每年大年初一凌晨四五点,赵鲁冶就会被父亲叫起来,去新村里给长辈拜年。赵鲁冶出门,看到同宗的两位兄弟在门前等候,两人冻得搓手跺脚。没有烟花爆竹声陪衬,总觉得有些冷清。
他们一早上要去十来户老人家串门,被拜访的老人年龄多在70岁以上。年轻人去拜年有个讲究,刚进院子就要喊一句新年好,等入了正房,问老人能吃几碗饺子、喝几碗羊肉汤。老人会从茶几上抓糖块、瓜子,要后辈坐下来多停留会儿。一般不会有人坐下来,要推辞说还有人家去拜访,等年后有空儿会常来。
老人口中的“坐下来,多聊会儿”和年轻人口中的“年后会常来看看您”,都是客套话,双方都不会当真。而且人们都清楚,一年很可能只有这么一次见面的机会。
张孝武说,按照传统习俗,人们会在除夕夜围着炉水聊天谈心。农耕时候,邻里乡亲是合作关系,想要浇地、翻地,凭一户人家很难完成。春节期间正是农闲时,人们便在此时一块儿围炉喝酒喝汤,联络感情。
拜年队伍,浩浩荡荡,多则十几个人,少则五六个人,需要一小撮人领头,其他人跟着。赵鲁冶十几岁时候,那领头的人还是“60后”“70后”,连“80后”都是跟在大人后头拜年的小孩。时间飞逝,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,多已不再走街串巷拜年,现在拜年的“主力”成了“70后”“80后”。
人们拜年间隙,聊天的话题也不再是谁家种了多少亩经济作物、今年收成怎么样。人们更喜欢聊的,是新能源车好还是汽油车好、谁家的新车花了多少钱、谁家的楼房地段好。
这些年,村里每一两年就有老人去世,年龄多在75岁以上,村里新生儿却有两三年没出现了。赵鲁冶发现,村庄留守老人数量在减少,拜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,小时候拜年要走两三个小时,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走完了。
十年前,张孝武还是拜年的“主力”,现在却已是被小辈们拜年的对象了。他看到已经长大的孩子们,总会说上一句“在外头,好好干”。